在梁州上书，建议梁楚和议之事，并奏请在襄北有选择的推行新政，欲进入延佑八年，便先行在随郢襄邓等州清丈田亩，将丁赋摊入田亩之中合并征收夏秋粮，以此解决养军之资不足的问题。

此时已经延佑七年末了，叙州推行田税新制已经过去十年，其巨大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

除了能简易夏秋粮的征收外，摊丁入田的田税新制还能最大限度的压制地方乡豪大户及世家宗阀势力，通过隐匿田亩、丁户，偷逃税赋，从而增加州县的赋税收入。

限制地方乡豪大户及世家宗阀势力，将税赋转移到已经自耕农或佃农头上，能改善底层贫民的生存状况，增加地方抵抗灾害的能力，不再稍有旱涝便饥民盈野。

摊丁入亩后，逃户及藏匿丁口就不再必要，从而能充实州县的民户；也能限制奴婢买卖，同时也就能极大增加地方兵役及工造等事所能征用的青壮男丁。

前两年，各家或许考虑到地方势力的阻挠，不敢轻易强推新政，但棠邑珠玉在前，也深切感受到棠邑所带来的压力，不仅襄北、淮东想着要效仿外，杨致堂、沈漾，乃至黄化、陈凡等人都有意在江东、江西以及湖南等推行此政，以解决禁军及侍卫亲军日益庞大的军资开销问题。

当然了，淮东、襄北推行此政，会极大增强藩镇势力，沈漾、杨致堂、杨恩、黄化等人在江东、江西、淮东等地推行此政，也增强中枢国帑岁入，使侍卫亲军的进一步扩编成为事实。

只不过，有心做是一回事，有没有能力做，则是另外一回事。

除了要克服地方势力的阻挠外，在短短两三年间要将江东、江西、淮东、湖南、荆襄等地高达上亿亩的田地进行准确的丈量，地方上需要一大批精擅丈量及算学的胥吏，还要监督他们不被地方势力买通后弄虚作假。

大楚虽循旧制，也有科举取士之制，但每三年一次的科举取士，仅仅是象征性的录用数人而，绝大多数的官吏任命都是地方推举或恩荫选材。

沈漾任相之后，极力推动国子监发展，但还是抵挡不住传统势力的强大，国子监入学还是需要与资荫（即父祖官爵）直接挂钩，仅仅是恩荫选材的延伸，目前仅招收六品以上的官僚子弟五百余众入学，而教授的科目也仅限于儒家经典，律学、算学被排斥在外，更不要说被当世视为贱术的匠学了。

而地方上的府学、州学，目前暂时更无从谈起。

新政之事通过廷议之后，目前还是只能有针对性的选择个别州县先搞试点。

沈漾另请旨在国子监增设四门馆，专招七品官员及庶民子弟以授算学、律学等杂科，推举秦问出任博士祭酒，年后打算先从京畿招募有私学底子的寒门庶民子弟五百人，以便为将来的新政推广培养人才。

梁使郭端铎谈妥和议之事启程北归，已经是十一月底，江淮也是银装素裹、千里冰封。

虽然这样的时节，蒙兀人的骑兵能够肆无忌惮的在河淮及渭水平原上驰聘，但滴水成冰的寒冬，攻城变得更加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