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是高务实成全他——这其中寄望之深， 可谓是绝四海之水而不见底。

“对南公如此错爱， 务实惶恐无地……”高务实见王家屏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自己再多说一些套话已不可取，因此便道：“对南公若对来日有何关切，也请务必明示。不敢说事皆可成，但请对南公放心，务实必当尽力。”

高务实这话说出来，倒有些让王家屏之前的话也变成了某种交易的一部分。但其实不然，以他们双方的地位、立场以及如今的大形势而言，高务实这话反而更像是对一场君子协定的默契回应。

王家屏坚持的是传统理学，传统理学的集大成者为朱熹，而朱熹的理论最出名的自然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这里先不说其他几条，单说这个“天理”。

朱熹所谓的“天理”主要是指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而这些道德标准本质上便是封建时代对君子的要求。

君子一词本无身份限制，文人、文臣虽然往往是大众认知中“君子”所在的主要群体，但其实上至皇帝、下至乞丐，人人都可以为君子——这里要顺便指出一点，西方人压根没搞懂君子的含义，因此对这个词的翻译最普遍的是“绅士”，即gentleman，这其实非常不准确。

西方所谓的绅士，本身是有某种社会地位上的隐形要求的，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后，那除了身份地位之外，最不济也还有个财富要求。

然而中国的“君子”并不要求这些，它最重要的要求自始至终都是道德，而剩下的几乎就只有才能了——这个“才”不必带上贝字旁。

如此就有意思了，高务实最为世人公认的才干大致上有三样：治学，治军，治财。这最后一样，恰恰是过去很长时间里与“君子”看似冲突的一项。

传统理学一派的官员在当初高拱当政时期就有一种纠结，一方面他们知道高拱的才干以及他所做的事对大明有好处，但另一方面又觉得高拱在用人时过分看重才干却忽视了道德——不是说高拱不重视道德，而是他们认为高拱用人时把道德放在了才干之下，处于次要位置，而这是他们不能同意的。

于是在那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就出现了一种状况，理学派在很多具体事务上支持高拱的意见，但他们始终不肯归于实学派之中，非要把自己搞成“中立派”。

他们陷入了一种纠结。对于很多事，他们发现实学派的主张对朝廷更有利，可是心学派的主张却更符合他们的价值观——毕竟心学是“道德实学”嘛。

这样一来，实学派往往能在具体事务中争取到“中立派”的支持，把各种改革推行下去，而一旦心学派被压制得几乎说不上话时，中立派又会站到他们一边，极力维护心学派的立身之基。

由此在很长时间里，中立派成了一股“平衡之力”，无论实学派功劳如何显赫，无论心学派在民间、士林还有多大的影响，双方都不得不争取中立派的支持，最起码也不能把中立派推往对方一边。

与此同时，皇帝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