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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巢起兵之后的这几十年中，尤其是九世纪之末、十世纪之初的这十年里，整个大唐天下都没有几天宁静日子。朝廷敕令不出京畿，地方藩镇动辄刀兵，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到了后天又联合起来打别人，可谓风雨飘摇、乱象丛生。

这是一个武将地位发展到顶峰的时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什么天皇贵胄，什么鸿儒名臣，什么士家大族，统统被武将们打翻在地，毫不留情的踩于脚下。

在这样一个时代，任何以某某属性分析社会现状得出所谓“天下割据之历史必然性”之类的话题，都是虚假的，完全经不起推敲的。

所谓朝廷弱势导致地方崛起，天子无法控制藩镇，这是以果代因，用结果来解释内因，换句话说就是将藩镇强势导致天子羸弱这句话颠倒过来，用以阐述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如果非要这么解释，很轻易就能找出两个例子将之驳斥得体无完肤。远一点的例子有安史之乱，近一些则有黄王之变，这两次被评为“摧毁朝廷统治根基”的动乱，实际上对于中央威权而言远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严重，甚至可以说对于中央实权而言有一定程度的凝聚作用。

通过平灭这两次动乱，肃宗朝廷和僖宗朝廷比其前代反而拥有了战斗力更强，且更能如臂使指的军队，朝廷直接掌握的军队对于地方的威慑力要强出许多。事实也证明，这两次平灭动乱的最初几年里，朝堂的声势大涨，各地藩镇对中央律令无不敬畏遵循。

后世有人试图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分析这一时期。继而提出地主庄园经济导致了地方割据。但由此推导出来的结果却与现实不同。地主庄园盛行的恰恰是相对而言对朝廷最为顺服的江南地区。同时也是朝廷钱粮的主要来源地，而割据势力最强的中原、河北、河东、陇右等地，豪强士绅们反而被摧残得奄奄一息，甚至几近绝迹。

如果想要理清一点头绪。搞清楚一点脉络，或许可以不用以那么复杂的眼光来看待。最简单也许最直接，也最指核心的一种解释就是——职业士兵的崛起。

大唐军制的演变经历过三个时期，唐初之时为府兵。府兵即都督府、军府之兵。平时务农、战时为兵，户籍由军府掌握，出征时归于朝廷任命的折冲将军之下，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可以很好的避免将领拥兵自重的隐患。但这种兵制很大程度上沿用了屯兵的形制，当土地兼并严重、人口流动盲目之时，依附于土地的府兵便失去了根基，成为了只在籍本册页上的虚拟名号。

这种状况到了开元之后爆显出来，玄宗皇帝不得不取消了府兵制。而改以募兵制。军队由镇戍各地的将军们征募，由将军们选拔和裁汰。为了减少钱粮转运的巨大消耗。朝廷逐渐以驻地自筹代替中枢调拨，于是军政统管的节度使真正意义上形成了。这是第二个时期，而这一军制的转变也立刻显现了其威力，开元、天宝之际，唐军对外作战胜多败少，威服四夷，震慑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