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曜这个小蝴蝶的翅膀太小太小，影响不了大唐朝廷的走向半点。

自从天子李晔授张浚河东行营都招讨制置宣慰使的敕令下达，张浚就很是兴奋，自认为自己名垂青史的机会到了，是以这段时间以来催办粮草饷银、整备军队等事，办得格外上心。不过由于朝廷的中央军基本上也就是神策军，张浚的调兵显然过于迟缓。

神策军听谁的？不是皇帝陛下，也不是他张相公，而是杨复恭。那个开府仪同三司、金吾上将军、左神策军中尉、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魏国公、“忠贞启圣定国功臣”杨复恭。

杨复恭既然是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那自然是大宦官无疑。大唐朝廷一贯有南北司之争，也就是掌握禁军军权的宦官和掌握朝廷行政权力的宰相之争。宦官，是一个集团；宰相，也是一个集团。

提起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权宦，人们多半想到东汉末年、三国前夕的十常侍，想到明朝的王振、魏忠贤，甚至可能还有人会想到李莲英。然而实际上，这些权宦相比唐朝的宦官，简直可以说是不入流！

宦官用权，为国家患，由来已久。概缘于宦官出入宫禁，常年呆在皇帝身边，由是混得相当脸熟。其中又有性情乖巧者，言语敏捷，善察颜色，擅长承迎。他们无条件地执行皇帝的命令，办事的结果又深符皇帝心意。这样，日子长了，宦官的马屁话，搬弄是非的话，无中生有的话，栽賍陷害的话，染指朝政的话，皇帝有时也听。

司马光在其主编的《资治通鉴》中，曾引用孔子的一个词，叫“浸润之谮”。如水之浸灌，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施加影响，让皇帝按他的意思走。于是，黜陟刑赏之大权，一点一点的、蚂蚁搬家似的，统搬到亲信宦官的手里了。然而皇帝却浑然不知，“如饮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司马光认为，这便是宦官侵权的步骤。

有唐之前的历史，宦官为祸最烈的当属东汉。但东汉宦官为非作歹，起码还狐假虎威，打着皇帝的旗号。而唐时，根本连旗号也不打了，宦官劫胁天子就如拎婴孩，废谁立谁，一凭己意。而天子深畏宦官如畏虎狼、蛇虺。所以然者，东汉宦官手头无兵，而唐代宦官掌握兵权故也。

若要根究，则唐代宦官之祸，始于玄宗，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然而实际上，唐初对宦官是有加以约束的，后来之所以不可收拾者，皆是皇帝处置失当，遂渐成其势。司马光引《周易》的一句话说：“履霜坚冰至。”此为《坤·初六》爻辞。其象辞说：“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驯致”，逐渐达到，逐渐招致。《坤·文言》引申为：“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水到渠自然成了。

想当初，唐太宗鉴于前世之弊，对宦官严加抑制。不任以他事，只负责门户守御、廷内扫除、饮食供给之类琐事，官阶也不得超过四品。而唐玄宗时，可能是饱饭吃得太久了，有些无聊，于是毁坏旧章，重用宦官，滥赏官爵。开元、天宝中，宦官黄衣以上达三千人，衣朱紫者千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