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脱离了相位的限制， 得到空暇， 他要对此前治政过程中忽视的一些问题进行一番总结。

对于大西北，从世祖皇帝起，就一向格外重视，深以为虑，毕竟曾经失落于中国两百年，在饱受吐蕃、回鹘等蛮邦夷国的侵蚀后，汉家文明想要恢复文明、重新扎根不难，但要清除那些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一些隐藏于汉化的之下，表面顺汉，实则反汉的一些问题，风俗问题，民族问题，以及宗教问题。

往前倒推四十年，即便抛开西征带来的影响，西北都是大汉帝国最不安稳的地方，也是朝廷重点经营巩固的区域，从世祖到太宗，乃至现如今，都是如此。朝廷在西北投入的资源，耗费的国力，也要超过漠南、辽东、西南诸方向。

在这个过程中，西北也崛起了不少能臣干吏，不管发生了多少乱子，又被朝廷折腾得多厉害，又进行了怎样的清洗，“西北系”的勋贵、官僚都是帝国凝聚力最强的一个派系，在大汉帝国的政治舞台上，永远不缺乏他们活跃的身影。

同时，西北系或许也是帝国最开放、最不排外的一个派系，因为众多勋贵、官僚本身就属于“外来者”，而过去几十年，西北的政治领袖们，如卢多逊、王祐、王明等，无一不是出身外地道州。

几十年来，自道司以下，有太多外地豪杰俊才，在经过大西北的艰苦磨砺之后，脱胎换骨，成为帝国的栋梁与榱桷。

而张齐贤，恰恰就是西北系出身，二十多年前拯治榆林的经历，也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宝贵的一份资源。在朝，张齐贤或许难以压制住众多的势力，但在西北派系，至少在西北的文官系统内，他也是一方扛旗大佬。

并且，自榆林之乱以来，更准确得讲应该是朝廷全面停罢西征大政，整饬弊政，改革民生以来，西北又有差不多二十年没有出现过大乱子了。

对此，张齐贤既欣喜，又不免心存隐忧，他可太了解西北地区的特殊性了，作为帝国民族成分、风俗情况最复杂的地区之一，这里天然就存在动荡与骚乱的因子。

脱离了西北多年的张齐贤，也不得不居安而思危，尤其在皇帝刘文澎不大让人放心的情况下。

如此，便促成了他晚年的这次西行，他入仕四十余年，为国为民，辛苦了一辈子，早就习惯了，真让他晚年默默垂老，直至离世，那也是做不到的。

而张齐贤在晚年的这次西行经历，最后被他写成了一本书：《饶阳公西游记》。

从后世来看，这不仅是一份考察旅游记录，更是一本政治见闻，涉及到整个西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生的描述，其中还夹杂着大量张齐贤在治国方面的经验与思考，极大地呈现了张齐贤在雍熙时期尤其是雍熙后期对大汉帝国政治、军事、经济的重大影响，从中也反应出大量“开宝盛世”与“雍熙之治”的情况，对史学家们研究“开雍盛世”极有价值.

回到延禧驿外，陪同张齐贤西行的，只有僮仆护卫五六名，以及小儿子张宗信，而前来给他送行的，只有两人，财政使李沆与左副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