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要效太宗明法强法之政策，严肃律令，整饬违法。

当然，刘文济心里还是有数的，风纪败坏起来很快、很容易，但要扭转，却非一朝一夕的功夫，需要更多的耐心，更强的权威，以及更多实际的动作，杀足够多的鸡，儆更加多的猴

即便刘文济的“新政”充满了保守与妥协的味道，但沿着既定的规划，耐心而从容地走下去，他这个皇帝做得越发自如，权威也就在悄然之间加速建立，并巩固起来。

皇权交接，新旧朝更替之际，总是会怠慢许多事情，比如三年一度的国家大考，科举大士。需要提一嘴，依常制，平康八年本有一次大考，然而那一届被康宗皇帝给取消了。

表面上是因为他要准备祭天与北巡之事，实则是为了进一步打压与他作对的李沆为首的一批庶族官僚，因为他发现，在平康朝的两届科举中，李沆等人通过贡举发掘、提拔了不少寒门出身的官吏。

你要说康宗皇帝愚蠢吧，他对付起人来，还往往抓得住重点，打你要害。然而做出的事情，你又实在难以称之为聪明，当时还说出了一番惊世骇俗的言论：朕疾天下昏官冗吏多如泥沙，正欲澄清，何增新员？

坊间有传闻说，前宰相李沆在归养之时病死，就是因为听了皇帝罢科举的举措以及那番言论后，一时激愤，气死了.

因此，对于帝国天下士子、广大僚吏来说，朝廷于端拱二年三月重启的科考，是时隔整整五年后的一次恩次，此举注定收获人心，为天下士林、僚吏、学子所拥戴。

同时，本次贡举，也是自开国以来，历届常制举中，最终参考人数最多的一次，足有八千多人，可谓一时极盛。

皇帝刘文济以礼部尚书、同平章事陈尧佐知贡举，为大考总监。陈尧佐是在徐士廉遭贬之后，由两浙道上调中枢，拜相，这固然是一种“回报”，同时，礼部尚书同平章事，这样的官衔，已经几十年不曾出现过了。通过这项任命，皇帝也表明他对“德育教化”的重视，或许，这就是读书人春天真正到来的前奏.

与陈尧佐一道被回报的，乃是兖国公王增，他从荆湖北道调任宣慰使，掌管朝廷中枢的喉舌，就冲他当初在继位之前的果断靠拢，即便他与王氏家族出的力并不起多少实际作用。

而王增履任之后，兴奋之余，也更加卖力，毕竟二十多年来，第一次真正触摸到重振家声的希望。王增到任宣慰司的半年时间内，就用实际行动表现着他对新皇的支持。

他与下属的僚属与笔杆子们，是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从方方面面、各种角度来论证皇帝继位的合理合法与合情，邸报上，更是连篇累牍地称赞皇帝继位以来所有的端重、谦和、宽容、礼贤之言行。

康宗下葬，宣政诏颁，王增又组织人手，开始仔细研读、分析、审量，穷尽力气地挖掘其中先进的思想精华与政策理念，并从诸部司衙门乃至民间搜罗政论文稿，宣报之上，也紧跟着出现了大量政策解读。

这甚至导致宣报的民间销量都有一定下挫，毕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