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受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启发，城市里的许多工业和商业企业都引入了承包制，允许甚至是鼓励厂长、经理对企业进行承包。企业承包制往往是以利润或者资产增值为目标，在一个规定的指标之上，企业如果能够获得额外的利润或者资产增值，承包者就可以从中抽取一定比例作为自己的承包奖励。

承包制改变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局面，承包者对企业的经营成果负责，也就必须拥有经营的自主权，这样就打破了传统上由国家包办一切的僵化管理模式。承包制的推行，对于工商企业转变经营方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国家管理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重要一环。

但是，在承包制执行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在于承包制具有“负盈不负亏”的特点，企业赚了钱，厂长经理可以拿高额的承包奖金，而如果企业亏损了，厂长经理充其量只是罚酒三杯，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惩罚措施。

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在80年代，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没有什么存款，要让承包者拿出多少钱来作为抵押是不现实的，就算是拿工资做抵押，也不值几个钱。厂长经理承包企业，属于为国分忧，国家也不可能让他们去承担倾家荡产的风险。

正因为赚了钱有奖，亏了钱无罚，所以许多承包厂长敢于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之所以要加上一个引号，是因为一部分人的所谓改革措施，其实就是瞎折腾，生生把一些还有活力的企业给折腾到了资不抵债的状态。更有一些承包者，索性监守自盗，用各种方法侵吞企业的利润和资产，自己赚个盆满钵满，国家却蒙受了重大的损失。

进入90年代，随着国家提出建设市场经济的要求，一些地方开始推行用入股承包的方法来取代原来的承包制。这种方法要求承包者必须拿出一部分资金入股企业，使企业的兴衰与承包者的个人利益挂钩。由于承包者在企业中拥有股权，企业如果能够获得长远的发展，对于承包者个人也是有好处的，这就能够促使承包者放弃短期行为，转而追求企业的长久繁荣。

具体到黄丽婷提出承包东区商店的事情，其实家属工们的指责也是有道理的。如果黄丽婷不能拿出一笔资金来作为抵押，仅仅是用扣一半工资作为代价，这其实是没有什么约束力的。黄丽婷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承包地位，把商店的资产转移到个人腰包里去，而她需要付出的代价，仅仅是420元而已。

“那么，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唐子风对黄丽婷问。

黄丽婷说：“我想过了，人一辈子不能总是安安稳稳的，要想富贵，就要冒风险。我打算重新和公司谈承包条件，我拿出2万元来入股，占三成的股份。商店的一切要由我说了算。如果商店亏本了，我这2万元就算是打了水漂。如果商店赚了钱，我要按三成来分红。谁如果不服气，同样拿出2万元来，我黄丽婷愿意给他打工。”

“2万元！”唐子风一惊，“黄师傅，你居然是个隐形的富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