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以来，袁沫心情极好。做为大楚王国京兆尹（管辖首都的市长），他总算是畅快的体验了一把权力的滋味。回想在满清治下做官的历程，那简直是不堪回首。

不错，满清是很**，做官可以发财。但做为一种传承千年的“超稳定体制”，注定是上头统吃而下面受气的格局。又秉承明朝的小农气质，皇帝对官吏苛刻之极。造成的结果就是：你荒唐的胡来可以，理智的施政不行。非法贪剥可以，合法增收不行。守法，做清官，那是犯贱。枉法贪赃，那等于自己掘墓。倒不是说活埋的概率很高，相反中招的可能很小。但是非要用这样的方式才能让自己过得体面，同时奉送给朝廷、上司、同僚可随时用来收拾自己的把柄，事实上是一件让人相当窝火憋屈的事情。如果用后世心理学、博弈论等的原理去分析，很容易就能发现这样的体制下，一边吃肉、整人，一边骂娘、拆墙是官吏们最自然不过的应对模式。在这样的体制下，你可以什么都有，唯一缺的就是清白和尊严。所以明白人去拆这种体制的台，有时候可以做到一文不花，只消将一切都做得清清白白，堂而皇之，自然会有优秀分子出于一种强烈的逆反心理跳出来合作。后世辛亥革命，造反者力量之弱，组织之差简直骇人听闻，然而风潮之下，许多城市只消有人起来一呼，立刻莫名其妙的“光复”。满清放纵官吏贪剥数百年，换来的就只有这点忠诚和稳定。

袁沫不是清官。城西的田庄产业并非祖上传下，也非经商所得，其实就是十来年做官任上所得的银子买来。但袁沫同样不满这样的体制。后世有个洋人提出，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弄钱改善生活只是低层次的需求，除此以外，还有诸如被尊重啦，被爱啦，自我实现啦之类乌七八糟的邪恶冲动。那种认为只有活不下去才会造反的观念，其实很不靠谱。历来热情最足的造反者中，就有很多是活得不错也要干的。袁沫就是这样一个活腻了想造反的无聊分子，满清官吏中的斯文败类。形式上看，他是莫名其妙遇上穿越客，被人用毒药强逼着参与革命。事实上从内心深处来讲，却有一种得偿所愿的欣喜。尤其是在被任命为京兆尹（浔州知府），痛快行使了十多天权力后，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

要说起来，知府袁沫也曾做过。但满清的体制下，每个职位都被上下四方的无聊规则卡的死死的。这些规则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让你自作主张，痛快的行使权力，以免尾大不掉危及统治。至于会否带来效率低下、政令不畅之类弊病，那可不是最高层优先考虑的东西。可造反者就不同，卢权给了他任命后，将他的幕僚清客全都交还，让他自行组织班子，拿出章程来治理浔州。这些人是他费了不小精力收罗来的，原本想用来起团护庄，进而博取更高权力。哪知阴差阳错，却是全伙投了这个名为大楚的造反集团。做为最高首领亲点的官员，宰相容古意相当买帐，诸事放手让他施为。猛将洪森此刻是西门守将，也暂时归他节制。这样一来，他手里有文有武，令行禁止。而且一切章程全由自己制订，报备大丞相府即可施行。这种感觉真是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