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三个人的职务相互对立又相互重叠，起到监督的作用。

这样虽然有效地避免了权臣在外拥兵和文官在地方作乱，但是也使得朝廷的官僚体系过于冗杂，因为多多设立官员的背后，就意味着更多的钱粮支出和更多的人才浪费。之前或许这样的方法对于家底丰厚的北宋来说，不过就是小菜一碟，然而随着靖康之耻、宋室南渡，这样冗杂的官员制度已经愈发成为朝廷政令通行的拖累，而且随着各地大战的爆发，各式各样的安抚大使如雨后春笋出现，更是彻底打乱了原本就令人摸不清楚的地方官僚体系。

到了南宋末期，一个地方州府甚至有三四个上官同时管辖，导致就连地方知州和通判都不清楚到底应该向谁汇报工作。

这样的冗杂官制叶应武自然不允许它继续存在下去。官员制度是一个王朝安身立命之根本，所以在大明建立之初，为了能够尽快的统筹人力物力，叶应武就对中央朝廷的官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有了今天的模样，但是毕竟战事紧急，所以对于地方官制并没有太多的干涉。

现在一旦军队改革完成，这些地方官制体系也跑不了。

而叶应武选择的，自然是一直流传七百年，确确实实经历了历史考验的行省制度。将宋时候的各路改为行省，而保留接下来的州府一级、县乡一级，从而形成后人熟悉的省——州——县三级行政体系。而之前设立的五花八门的安抚大使自然也都会全部取消，不过为了协调各路主力战军进退攻守，叶应武还是仿照后世各国一贯做法，在省的上面针对军事划分几大战区，从而达到战争爆发时候可以统筹军队的目的。

每一个行省也不再有各式各样令人弄不清楚职责的安抚使、转运使，而是全部统一成两个官职，负责总领全行省事务的安抚，负责和安抚使互为敌体，类似于通判之于知州的巡抚，而在两人之下，又会设立类似于朝廷六部的六个部门，从而使得宋代如提举常平事务等等大大小小的“提举” 全部统一成司长，如江南西路提举常平事务，就改为江西行省户司司长。

这样的更改虽然和后世在名称上还有很大的区别，不过也是叶应武绞尽脑汁能够想到的被这个时代人接受的想法，毕竟他也不是傻子，且不说生搬硬套后世那种已经发展健全甚至有西方元素在其中的行省制度是不是适应这个七百年前的朝代，单单就是什么“省长” 、“书记”这样的名词，叶应武也不敢凭空捏造出来。

毕竟这个时代还是要讲究一下名词的出处，显示出来内涵。至少也要在表面上能够应付应付那些天天抠字眼的老学究。

即使是修修改改成了这样的样子，叶应武还是担心会有很多人跳出来向他喷口水，毕竟这些自称学贯古今的人，引经据典的能力那是实所共鉴。想想另外一个时空当中蒙古之所以能够把行省制度平稳的推行下去，并且使之沿用了七百年，正是依仗着手中的屠刀，面对带着鲜血的马刀，就算是胆子再大的老学究也没有这等跳出来喊不对的勇气。

然而大明延承宋时，对于忠谏之臣和文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