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载当然引得世人愤慨，以至于唐朝修的《北史·魏收传》当中记载：“其既缘史笔，多憾于人，齐亡之岁，收冢被发，弃其骨于外” 。

因为得罪的人太多，死后被人把坟都给刨了。

可见魏收写的史书即便是被当时的人，也认为完全是在胡说八道瞎扯澹。

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实在是过于混乱，不仅修史的人乱写，连朝政和民间也都是一团乱麻。

导致在隋唐时期被贬为野史的《魏书》，最后居然成为了二十四史之一。

不得不说，这是件很讽刺的事情。

但同时也证明，当时的史书记载完全没有规范可言。

连这么离谱的《魏书》都成为正史，那么其它私人修撰的史书，就更加不用说。

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唐朝建立。

唐太宗李世民有感于当时修史没有任何规范，民间野史不计其数，历史过于混乱等原因，于是开设史馆。

从那之后，国家才正式规范修史工作，李世民将史馆置于门下省，由宰相监修国史，为前朝编纂历史，成为了一项国家级的大工程。

但规范修史工作是唐朝的事情，汉朝还没有完善这方面的制度。

陈暮自然不会允许历史记载这么持续混乱下去，于是在兰台开设弘文史馆，广招学者，由太常主持整个修史计划。

所以这就有了今年朝廷准备大张旗鼓修史的计划。

不过蔡邕年岁已大，这个工作比较繁重，无法持续担任，便由他精挑细选，选了学生阮瑀、欣赏的后辈徐干、王璨等人为史馆尚书，帮他完成修缮工作。

除了修史以外，陈暮还主持了整个国家典籍修缮、整合、编纂等工作。

就如同朱棣修的《永乐大典》一样，他要把全天下的典籍收录进大汉国家图书馆里。

只是朱棣的《永乐大典》属于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没有任何确切的作用，放在仓库里起灰。

而陈暮这么做是因为董卓之乱对东汉的鸿都馆、兰台、辟雍馆、东观、石室、宣明、太学等藏书场地造成了毁灭性打击，需要重新恢复。

并且随着造纸业的蓬勃发展，纸张广泛传播，原来几乎所有藏书都是竹简，现在也要全部誊录到书页上，编纂成册，印刷成书。

将来这些书本会经过挑选，有些会变成课本，有些会变成学者研究用的典籍，还有些则成为丰富国家图书馆的一部分。

从这一点上来看，陈暮对目前大汉所有残存的典籍重新进行修缮和清点工作，实际意义肯定要比朱棣做得更大。

要在大汉这样一个封建社会提供开放的知识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但好消息在于这些事情也许用不了他去管。

因为光今年修缮清点工作才开了个头，仅仅简单预估了一下，光初步的清点、分类、摘抄、誊录、研经等工作，可能要持续数年之久。

然后将来还得大量校准、勘验、选摘、印刷等，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