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后遗症终于在二月二日总体爆发。

两日前，东北军主要将领——甘肃省主席于学忠得知内部矛盾随时会激发，立即从兰州乘飞机赶赴西安，同时准备与中央派驻的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等人举行谈判，进一步落实中央决议并商定执行时间。

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则支持东北军中少壮派的意见，但杨虎城自身对支持张学良倾向于中央的东北军干将缪澄流、刘多荃等人没有任何约束力，赞同武装斗争到底的东北军少壮派将领，谋求利用于学忠代替主张和平谈判的东北军大将王以哲，寄希望于保持中立的于学忠能够返回西安，率领东北军，与步步紧逼的中央军决一死战。

耿直的于学忠在日寇不断增兵东北、华北的严峻形势下，根本不愿意发生东北军和中央军的内战屠杀，回到西安后，便明确表态，不赞成主战派的意见，并重申自己的立场：少帅未回之前，支持王以哲代理东北军总司令职务。

杨虎城与一干东北军少壮派军官大吃一惊，因此在西安城王以哲的官邸结束双方高层会议后，大失所望之下，破罐子破摔，纠集军中主战派，秘密商议，再来一次兵变。

主和派显然对此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认为不管少壮派如何蹦跶，如何叫嚣，只要牢牢地控制和把握住前线部队，事情就会获得最终的圆满解决，这也是张学良给予东北军将领们的意见。

杨虎城在得到共产代表“共同进退”的承诺之后，把两军最高会议协商好了的和平通电压着不发表，而主张打一下再寻求和平。东北军主和派将领则认为杨虎城是别有用心，不照顾东北军和整个集团的利益，同室操戈，企图通过发起大规模内战，来消耗东北军和中央军，借以从中渔利。

东北军内部的会议转到于学忠的官邸继续进行，以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蒋斌、高崇民等为首的高层将领，再次主张按照张学良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致杨虎城函件的指示行事，避免内战，枪口一致对外，反对与中央军贸然开战，并接受中央提出的整编条件，从潼关北撤。但是，以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为首的中下级少壮派军官，却坚决主张中央先放张学良回陕再撤兵，否则不惜与中央军兵戎相见，玉石俱焚。最后会议不欢而散，矛盾一触即发。

二月一日，急进的东北军少壮派将校率先发难，利用掌握西安城警卫部队的便利，派出一个团兵力，包围了于学忠官邸。何柱国勃然大怒，痛加呵斥，最后以“军法从事”相威胁，才让少壮派撤兵离去。

至此，东北军内部分裂，已经难以避免。

东北军中大将蒋斌是福建长乐县古槐乡屿头村人，保定军校毕业，在奉军中历任连长、营长、交通旅长和东北电政交通总监，深受张学良的器重。1932年8月，张学良出任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时，蒋斌任北平军分会交通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电报局局长兼军犬信鸽训练所所长等要职，协助张学良做了大量工作。张学良担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任命蒋斌为“剿总”交通处处长，专负西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