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说错的，你们毕竟是一个集权专制的国家，从来没有过自由经济，也没有相关的一系列法律，就在港城考察了一些时日回来就要搞证券市场，确实有些儿戏了。”

华人的事情搞到最后居然是一个外国人出面道歉，这不能不让人感觉可笑，但事情就是这么戏剧化。

面对诺德里曼，周铭摇头对他说：“诺德里曼先生，你会这样说是因为你站在了你的那个高度在思考，你不是我们国家的人你不了解我们的情况。”

“你们已经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了，你也一向是为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提供政策理论的，因此你习惯于一切准备就绪了再做，但我们这里不一样，”周铭说，“我的祖国已经贫穷太久了，每个人都渴望富裕和幸福的生活，而现在全世界就即将面临再一次的高速发展，我们不能再错过这趟列车了。”

“如果等到我们把一切都准备完全了以后再做，那我们就错过了机会，更不用说证券市场也不可能准备完全。”周铭说。

“这就是你们中国人的做事方式吗？”诺德里曼说，“先做再想的确是一种很务实的方法，也很适合你们现在的情况，或许也就是这样的方式，你们才让南江有了这样让人惊叹的发展。”

诺德里曼说到这里话锋一转，接着说道：“但是有一点，你们这样什么准备工作都没有，不是会给投机分子很大的机会吗？”

周铭还是摇头说：“诺德里曼先生你又错了，我们并不是什么都没准备的，至少关于你说的公司法、证券法和会计法这些，我们都是有准备的，而且我们这边的情况或许和你们那边不一样，我们这边可以先由政府出台一个临时办法，就可以当做法律，用来规范证券市场，在这个框架下，投机分子不会有很大作为的。”

最后周铭又耸肩补充了一句：“我想就算是诺德里曼先生你来操作，恐怕也不会找到什么好的投机机会。”

诺德里曼微微一笑：“或许吧，但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因为证券市场是一个需要绝对自由的市场，可是你们的国家制度是专制的，这不是很奇怪吗？在这样一个制度下，你们如何能够保证证券的自由交易，如何能够保证你们的证券市场不*纵呢？”

周铭想了想说：“诺德里曼先生，我知道你是西方自由经济的理论大师，但我还是想说，在全世界，真正绝对自由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存在的，而真正自由的市场经济也未必是好事，否则五十年前你们的总统先生也不会顶着整个资产阶级的巨大压力实施新政了，不是吗？”

诺德里曼说：“的确，就像周先生你说的，那时我们的确违背了初衷干预了经济，可最终实现经济复苏，却还是需要市场自己来做，否则一切都让行政来做，那样只会让市场失去活力，并且腐败横生。”

“我同意，”周铭说，“不管自由市场多么不完善，但在一个自由市场中，长期来看，获得的利益总和将远远超过失去的利益总和。”

诺德里曼默默点头，很同意周铭的这个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