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宋奥所说，之所以贩卖私盐，很大程度上是朝廷不合理的食盐专卖制度，只因盐业专卖制度越严格，食盐价格越高，往往零售价格要高于产地价格十几倍乃至几十倍。有许多买不起官盐的百姓便转向私盐贩子购买，贩卖私盐利润很高，因此民间从事这个行当的人很多，导致私盐泛滥，政府收入税减，因此官府严打，他一不小心便落入官府设置的圈套之中。

李耿入狱之前，曾对盐业作了专门的研究，还写了一份盐业奏折给皇上，他补充说道，盐价奇高的原因之一是沉重的盐税负担，以两湖盐课而言，盐课清单包括奏销正课共二十二项、考核正课共十一项、不入奏考正课三项、不入奏考杂项二十六项、不入奏考杂费二十五项。以两湖到淮州的盐为例，一引盐（盐若干斤为一引）的正课是一两一钱，但即使在经过中央政府清理整顿后，陆续加上各种杂课后已达九两。除了这种正规或非正规苛捐杂税外，还有各种养活庞大盐政人员的支出要盐商交纳。康定元年，河阳通判张宗海曾向仁宗汇报，河阳盐政的浮费包括各衙门所取共计每年一万多两银子。

专卖制度下的盐商除了以上支出外，还要用捐赠、捐官等形式向官府行贿。尽管这样，盐商仍然是天下最富有的。朝廷钦差大臣出访江南，多由当地主要由盐商出资接待。

李耿侃侃而谈，说道私盐得以盛行的原因还在于供求关系。以康定元年为例，大宋国泰民安人口激增，盐为生活必需品，人口增加，食盐的需求也大增。但由于盐业专卖，政府控制了盐的运销，人为地造成了盐的供求失衡，价格上升，本来供求可以平衡的盐业由于受政府控制而失衡。既有需求，又有供给，这样私盐就有了发展的条件。官府无法控制的盐经走私渠道进入市场。有许多官盐没有进入或不愿进入的偏僻地区成为私盐的目标市场，即使有官盐的地区，私盐仍可以凭借价格优势进入。私盐的动机与条件都具备，当然就越禁越活跃了。

杨天意听李耿的一番高谈阔论，无比佩服，眼光看向宋奥，宋奥连连点头称是，赞他切中时弊，指出了问题关键所在。李耿洋洋得意，又道：“我写给皇上的奏折上指出，随着食盐专卖制度的进一步强化，违禁制贩私盐的活动无论其规模还是其严重程度都发展到一个空前阶段，远非唐末、五代所能及，给我朝政治、经济以巨大影响。参与制贩私盐者不仅成份复杂，且人数众多，遍及各地。在福建路西部的上四州地区(建、剑、汀州及邵武军)‘地险山僻，民以私贩(盐)为业者，十率五、六’，即当地居民的百分之五、六十常年以贩私为生。江西、两广一带也有类似的情形，有时甚至整个村落的人都外出往返兴贩。史载:‘赣、广间，民常以岁杪空聚落往返，号盐子。’连毗连西夏边境地带的边民‘多阑出塞贩青白盐’入境，虽严禁所不能止。而河北代州宝兴军的民户也常私市契丹骨堆渡及桃山盐为食。”

“为了对抗官军的缉捕，像宋奥兄弟这等私盐贩子往往结伙而行，除了几人、几十人、上百人一伙聚众贩盐外，好些地方动辄就是千百为